【学术反思】 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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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日报》8月14日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发院名誉院长

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素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上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自此，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1.我也曾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去学经济学，认为取到“经”后拿到中国就可以改造中国

过去，我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正因如此，有了“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大学学习到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控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2.中国面临的限制条件与西方不一样，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不一样了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应对呢？我根据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从这种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给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3.我为什么抛开“西天取经”的信念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不再笃信“西天取经”了。后来我常讲，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措施才是合理的。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到根据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又想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我当时学到的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

从那种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那种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

4.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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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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